香港拥有高度繁荣、高度自由和高度自治。因持续的示威活动，惠誉下调香港信用评级。

一、香港高度繁荣的现状

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和国际创新科技中心，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，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，是一座高度繁荣的自由港和国际大都市，与纽约、伦敦并称为“纽伦港”，被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第三位。2019年3月发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，香港位居第3名，仅次于伦敦与纽约。截至2019年，香港连续25年获得评级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第一。

2018年，本地生产总值28453亿港元，人均本地居民总收入为40.09万港元。依据2018年5-6月香港居民工资中位数统计，每月工资中位数为17500港币，约15500人民币。这在全世界都是高收入水平，并不弱于欧美日本。

香港是世界重要的海运及空运中心。2018年，香港货柜吞吐量1964万个标准箱，在全球集装箱港口排名第7。2018年，香港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排名世界前10，国际旅客吞吐量世界第3，货运量世界第1。目前，香港每天往返伦敦的直航航班为6个，纽约航班为5个，洛杉矶航班为4个，旧金山航班为4个，悉尼航班为7个，迪拜航班为7个，巴黎航班为3个，法兰克福为3个，新加坡为18个，东京为22个。香港还有许多独特的亚洲航线，如日本的福冈、广岛、石垣、鹿儿岛、熊本、宫崎、冈山、札幌，韩国的大邱、济州岛，台湾的花莲、台南等。

香港聚集了世界知名大学。依据2018年第15届QS世界大学排名，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25位，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分别排第32位和第46位。

香港享有世界罕见的高度自治权。按照“一国两制”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原则，香港的外交、防务由中央负责，香港享有行政、立法与司法权，全国人大常委行使《基本法》的解释权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相比于美国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分权，香港拥有比美国的州更多的地方自治权。比如，不用向中央政府纳税，不用承担驻军的费用，享有司法终审权，独立的关税地位和有关国际条约缔结权等。

二、香港高度繁荣的来源

香港的繁荣绝非来源于英国的殖民管治，贫困的印度、巴基斯坦，独立以前的新加坡，以及英国殖民时期的威海等都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香港也并非如同江浙地区一样，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必然的富庶之地。事实上恰恰相反，历史上香港绝大部分时间都属于荒岛，繁荣时光只有近代极其短暂的百年。香港的高度繁荣来源于香港早期获得来自上海转移的大量资金，之后扮演了内陆与国际沟通的唯一桥梁的垄断性角色。

1793年，马加尔尼向乾隆帝提出：请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，以便英国商船即行收歇，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。鸦片战争前，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向英国驻华外交代表义律指示：出于军事和商贸的目的需要在中国沿海永久占领一个岛屿，要义律在舟山和厦门中间二者择一，其中舟山更优。香港都从不在考虑范围内。

英军1840年7月第一次占领舟山后，因反抗激烈、疫病肆虐，于是不再坚持占领舟山。1840年底，英军从舟山退兵“暂驻”香港岛。义律占此荒岛，令帕麦斯顿极其失望。英国政府将义律革职，改以璞鼎查爵士接任驻华全权代表。

璞鼎查上任后英军二占舟山。但民间武装反抗，浙东居民不向英军售卖淡水和食品，英军只能从澳门甚至新加坡获得补给。驻舟山英军近一半染病。璞鼎查最终同样只能选择香港而非舟山作为英国“根据地”。璞鼎查代表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其本人出任英属香港首任总督。

港英政府财政至1855年才达到财政收支平衡。1892年前，香港仍是荒岛，零星住着渔民村夫，以耕地和打鱼为生。香港岛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贸易集散地。1891年，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成立。直到1949年，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的发展都不能与上海相比。

然而1937年上海沦陷，大批商人带着资金南逃香港。20世纪40年代后期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，更多沪上资本涌入香港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48年到50年代初期，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1/2以上。进入冷战年代后，内陆因种种原因关上国门，“大上海”就此沉寂，香港就此开始繁荣之路。上海转至香港的纺织业给香港带来第一次发展机遇。60年代，香港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12.7%。

70年代，全球掀起金融自由化浪潮，香港迎来第二个发展机会。香港解除外汇管制，开放黄金市场，成为“自由港”，逐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1978年内陆开始改革开放，香港扮演内陆与国际的桥梁角色。各国资本通过香港进入内地，香港逐步从制造业转变为金融贸易航运中心。1986年，香港成立香港联合交易所，金融业成为香港支柱产业。

然而从1998年起，内地开始连续长达15年的两位数增长，上海北京迅速发展，逐渐替代大部分香港的金融桥梁的作用。尤其是2003年中国加入WTO，国际资本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内地，不再需要香港的特殊地位。此外，香港传统的金融、贸易、航运等产业，也面对来自深圳、广州的竞争。香港发展相对慢了下来。

三、香港高度繁荣的保证

以往新中国被西方封锁，把香港作为其唯一的对外窗口。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窗口这一垄断性地位的获得只能是历史偶然，香港的繁荣存在偶然性因素。在中国加速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一垄断性地位已不复存在。

但是，未来香港经济长远发展的保证最终依然只能来源于内陆。国家在“一国两制”下给香港创造条件，给予政策支持，是香港未来经济长远发展的保证。尽管香港已经不再是中外交流的唯一桥梁，但是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，仍具有其他内陆城市所不可替代的优势，仍可在金融以及其他某些领域继续承担桥梁左右。虽然由唯一性和全局性桥梁转变为局部性桥梁，但是，考虑到以前中国经济体量极小，而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因此，即使是局部性桥梁作用，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也绝不亚于当年。

此外，未来香港可在继续充当好内陆与西方桥梁的同时，努力寻找新的次要性的发展机遇。例如，依托香港知名大学科技优势，从科技竞争中获得新的发展，从而逐步减轻对地产行业的依赖。

事实上，回归以来，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惠港政策支持香港发展。2003年签署并实施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（CEPA），基本实现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自由化。中央巩固与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，支持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，支持香港参与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，支持香港在粤港澳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，推动大陆与香港企业联合“走出去”。

在中央政策支持下，香港回归以后的实际发展速度并不落后于美国及西欧，近几年仍处于3%左右的水平。只是相对于内地连续长达15年两位数以及目前约6.5%的增长，香港经济发展相对缓慢。未来几年内陆经济可能处于6%左右的发展水平，香港可能以约3%的发展速度，香港会陆续被广州以及其他更多的城市赶超。

表1 香港2010年后的GDP年度增长率

香港需要解决眼前爆出的诸多底层问题，清除阻碍经济增长的阻力。根据英国《经济学人》2015年的统计，香港已经成为全球“裙带资本主义”最严重的地区，财富集中度逐年上升，已经超过80%，社会阶层流动性急速下降。中下层生存压力越来越大，从而引发与大陆之间的对立和裂痕。而这种裂痕被政治加工，又反过来阻碍香港的最大优势，即阻碍香港继续以其灵活的机制充当大陆与世界的润滑剂。

四、香港高度繁荣的未来

因持续的示威活动，2019年9月6日，评级机构惠誉将香港信用评级由“AA+”下调至“AA”，并将评级展望由“稳定”转为“负面”。

但是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，香港仍能保持经济的高度繁荣，主要有以下理由：

一是在于香港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。香港暂时无需上缴国税，也无需像新加坡、韩国那样需要维持巨大的国防费用。上海市2018年向中央净上缴转移支付6876亿元。韩国2018年国防预算约2530亿元人民币。新加坡2019年国防预算约114亿美元，占全国GDP的3.3%，占政府总支出19%。得益于毫无经济负担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稳健。2018年底特区财政储备总额11619亿港元，外汇储备资产4247亿美元。充裕的财政储备能应付开支需求，并确保宏观经济及金融体系维持稳定，并能在需要时推出发展措施，支持经济发展。

二是中央大力支持。随着“一带一路”行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的推进，香港将继续分享内地发展与政策的巨大实惠。ING经济学家建议，加强与大湾区的融合程度，是香港的唯一出路。

三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地位可吸引全球投资者。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、国际航运中心、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作用依然不可替代，科技教育水平突出，都足以保证香港相当长时期的发展。